言之有物,不说废话
请看下文:
某省考优拔,题系“日本宪法与英国宪法比较论”。其冠军一卷有云:“宪法有二种,一曰日本宪法,一曰英国宪法。日本法为东洋人所作,英国法为西洋人所作。日本法多用‘挨、伊、阿、哀’,英国法多用‘哀、皮、西、提’。日本法文系直行,英国法文系横行。日本法其条文系七十九条,英国法其条文共六十三条”云云。阅卷者评曰:“考据详明,日英两国宪法条文,能列举其数,足征于东西洋政治学,研究有素。”
文题要求“论”,作者倒底“论”出了些什么呢?摇头晃脑说了一通,该说的一点也没说出,看了觉得可笑。其实这并不一定是编派出来的笑话,反观我们一些同学所写的议论文,也不难发现这种言之无物连篇废话的毛病。
一篇好的文章,要说到“好”,可以好得没有止境,通俗地说,就是没有“上限”,进入那种境界,不是容易的事。但是达到基本要求,则不应很难,最起码的,是做到言之有物,让人读了之后,能知道你想说些什么,说出了些什么,多多少少能留下一点印象。你的观点,你的分析,你的结论,你的表达方式,你的语言……一句话,要有“你的”。
造成“言之无物”毛病的原因很多,除开作文态度暂不论,最主要的,是不会动脑筋。常见的,是对论题不作任何思考分析,只作简单的解说。如给他一个题目《习惯》,他就不知道去想如何用这个题目来介绍一些新的思想成果,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表现形式,而是一下便循着旧有的模式发起议论来:“什么叫‘习惯’?习惯就是……。习惯有两种:一种是好习惯,一种是坏习惯。……我们要保持好的习惯,改掉坏的习惯。……”--就文字来看,他说的这些话,一句也没有错,但是都没什么用。因为他没说出什么来,没有他自己的东西,他重复的不过是最简单的“1+1=2”之类的公理。不动脑筋,就只好重复或照猫画虎地演绎人家的观点,罗列人家说滥了的例子,引用人家看腻了的“名言”……,而他就是没有力量拿出一个货真价实的“我认为”!
另一种言之无物,是说空话说大话。题目大,他不懂得把口子缩小去开掘;题目小了,他又不懂得触类旁通地“说开去”。不管什么题目,他一开首便来上一通空话套话,好象不这样就不是一篇好文章。这番且大且空的套话看上去“气势”很大,从形势说到意义,从政策说到方针,要求800字的文章,他一个开场白便写去二三百字。接着还没有对论题作一点具体的分析,便又开始了盛气凌人的结束语:描绘宏伟目标,展望壮丽远景,提出更高要求,动不动“青年朋友们,让我们…………吧!”--读这种文章,常常象听一组空洞无物的口号,根本无法揣摩作者倒底想说些什么。
这类言之无物、用废话堆砌起来的“文章”,读者生厌,我想作者也未必就没有苦恼。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言之有物呢?我认为首先是于思考,努力地建立自己的观点,即使是对真理的解说,每个人结合具体的生活实践,也会有独特的感受,尽量地把这种感受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,使文章有“物”,先做到这一点,大概还不算很难的事。
选材力求健康积极
吴非
生活中有美,有的同学在叙事时,美丑不分,道德观念不强。如有个同学写《我做过的一件荒唐事》,写的是自己小学六年级时在放学的路上怎样捉弄盲人的事,他详细地写如何抢去盲人的手杖,把盲人往水坑边引,在盲人愤怒的骂声中如何哈哈大笑。尽管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“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自己太不懂事,太不应该了”,可是这样的文章很难使一个有正常心态的人平静下来,因为一个已经读了六年级的学生,受了六年的教育,道德水平竟然那样低下,而且作者详写戏弄盲人的过程,津津乐道,绘声绘色,显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那是一种羞耻。
有些同学思想水平不够高,辨析事物的能力不强,对一些生活现象仅凭主观臆断,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。如改革开放以来,农村进城谋生的现象很平常,民工进城,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。但由于传统的生活习惯的影响,他们的大量出现,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问题。有的同学没能看到农民敢于克服困难、不屈不挠的生活意志,没看到他们淳朴宽厚的品格,没看到他们勤劳节俭的美德,而只看到他们中有人不懂得交通规则,不讲饮食卫生等等,于是行文喜欢渲染嘲笑他们的落后。这样的选材,无意中表现出的就是毫无价值的小市民的精神优越感,同时也严重伤害了劳动人民的感情,养成自己脱离劳动人民的不良品质。
我们可以相信,大多数读者对这样的选材会感到庸俗粗俗,产生厌恶。因为这种美丑不分,善恶不辨的思想误区,往往让人觉得作者自私冷酷,志趣品味低下,不会让人产生好的印象。
青少年写作,还是应当以健康积极的内容为主。真善美激励我们奋发向上,在青少年时期,需要理想,需要真善美。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,热情地讴歌生活中的真善美,有益于陶冶我们的情感情操。以这种积极的原则去认识生活,也有益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。即以上面两篇文章的选材为例,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,就能大量地发现农民身上许多优良品质,以此为题材,既可以感染读者,也能教育自己;而即使写“荒唐事”,作者也会知道文章不应当大写恶作剧的过程,而可以把重点放在心理活动的描写上,紧扣中心,写自己的忏悔心情,真正地意识那种“荒唐”是一种丑。
当然,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也是客观存在,我们不能一味回避。但如果过多地注意假恶丑,人的心理也就或多或少地会变得阴冷,这对于初学写作的同学来说是很不利的。
要有点波澜
吴非
我们在听别人叙述一件事时,为使自己能听明白,首先希望人家能说清楚;在“说清楚”的基础上,为使自己能有一定的印象,希望人家能说得生动;在“生动”的基础上,则希望人家叙述得有点波澜,以使自己产生兴趣。
写文章也是这样。文章忌平铺直叙。虽然平铺直叙有时也能把一件事说清楚,但很难使人留下什么印象,更难产生吸引力。平铺直叙是一种偷懒的方法,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生活本身是丰富多采,波澜曲折的,那为什么到了笔下却成为平板单调的东西呢?
写记叙文,作者都是在知道事件的全过程和结果的情况下写的,你自己知道了,别人未必知道,你用文字传达给他人时,如果只满足于“说清楚”,这个目标是是很容易达到的,因为只要把事件的过程按先后顺序说清楚也就可以了。但是要说得生动有趣,引人入胜,就得变化多端,一波三折,奇峰突起,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,……为什么很多人爱看悬念故事,即使在自己已知道最后结果的情况下仍然兴致勃勃,就是这个道理。
文章要有波澜,就必须对题材进行全面的认识,在结构安排上要能有点起伏。有篇作文题为《一张生日贺卡》,题材很简单:爸爸送给妈妈一张生日贺卡。如果平铺直叙,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作者却叙述得曲折起伏。妈妈40岁生日就要到了,以前爸爸为工作常常出差,一年中有半年在外地,这一次他表示,无论如何,也要在家里为妈妈举行一次“隆重”的祝寿仪式;全家早就计划好生日那天去郊外游玩,在饭店晚餐,买花和生日蛋糕;我和爸爸说好,除此以外,还要给妈妈一个特别的惊喜;但是临近那一天的时候,爸爸突然接到了紧急出差通知,去很远的地方,等我和妈妈得知消息回到家时,爸爸已经离开家了;我失望极了,妈妈生日那天,将又是冷冷清清的了;我有点看不起爸爸,言而无信,我甚至觉得"这个家没什么意思"了;妈妈生日那天,我比平时格外勤快,想以此让妈妈有点安慰;妈妈倒很平静,说“早就没指望他在家”,“他在外面也很苦,你不该埋怨他”;晚上,当我打开抽屉找生日蜡烛的时候,忽然发现了一张生日贺卡,这是爸爸临行的时候留下送给妈妈,上面写的是“我永远爱你”;妈妈看着贺卡,流下了幸福的泪水……
如果平铺直叙,有些场面和细节就不会被写出来。也许有人认为,就这么一件事,很平常,只要把前因后果说清楚就行了,细部可以忽略,过渡没有必要,“我”的心理活动在文章中多余……按这种不动脑筋、“偷工减料”的主张,写作似乎是一件不需要技巧的事。
我们在叙述一件事时,应当想到,可不可以变化一下叙述的顺序?能不能“卖个关子”?,可不可以“引而不发”?要不要在什么地方宕开一笔,舒缓一下节奏?……总之,竭力避免平铺直叙,想方设法吸引读者.就一个题材多练习几次,试着用两种以上的结构方法反复琢磨,以期“找到感觉”,不愁克服不了下笔无神的毛病。
嚼面包的过程
吴非
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。而一个比喻用到了滥时,它的本意也许就被忽视了。譬如“我爱读书,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”,常有人喜欢引用,到了后来才发现,对许多人而言,这不过是一时一事的语言形式而已。没有书读的时候,朝思暮想一旦有书读,又会思援弓以射鸿鹄。像如今一些自称的文学青年,一见到卡拉OK,一见到交谊舞、保龄球,就再也不知读书为何物了。把读书当成斯文的招牌,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的人,怎么可能把书当作面包呢?
现在同学们读书的条件比我们那一代人要好得多。我18岁就去插队。“文革”之中,要想读书也是罪过。好在农民的批判能力并不那么强,也不尖锐,见到我们看书,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但那些年,书源是个大问题,有什么就读什么;不像今天,想读什么就能找到什么。我记得刚开始时无书可读,竟然把一本搞来的《联共党史》读了好几遍,越读越觉得荒唐,后来终于认识到这那是一本不真实的书(或者可以称之为“秽史”),但我当时的确是以极认真的态度读那本书的。后来我看到茨威格的小说《象棋的故事》,深有同感。那个被单独监禁了几年的犹太人好容易从看守那里偷到的一本书,竟是枯燥无味的棋谱,他并不会下棋,结果他连那种书也反复看,一看几年,逃脱纳粹魔掌后,在旅途中与人对局,竟两次把世界冠军打败了!想起我们当年在农村读书的事,我对那种文化禁锢的残酷性体会特别深。但是,这“有什么就读什么”对我而言也未必是坏事,嚼“面包”的过程和方法可能更重要。
现在同学们要买一本唐诗宋词,可以百般挑剔,各种选本琳琅满目,但在我们那时,根本找不到一本古典文学读物,压根儿就不出版。1972年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出版了,要从感情而论,这本书真让人无法喜欢,无论是观点本身还是论证的方法,都到了可笑且可憎的地步。但是当时我们几乎人手一册,因为无论如何,这本书里好歹引用了李杜的大量原作,而我们只要有原作读就行了。“文革”结束,这类书我们都扔了,因为大批好书出版了(听说这两年《李白与杜甫》反而奇货可居,可惜我们当时没有那种“文物意识”)。
那时候我把偷偷带下乡的几本小说翻烂了,一本是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一本是柯切托夫的《叶尔绍夫兄弟》,后一本书的很多细节我甚至能完整地口述出来。后来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,他也能复述故事的全部,因为他下乡时,手头也只有这样一本小说。还有一次,我借到一本陶菊隐先生的名著《六君子传》,爱不释手,又不得不还人,于是便反复琢磨品味,最后我几乎能把它背下来!后来我读其他人写的传记,常用这本书去作比较,眼光就厉害多了,能分辨出高下优劣。
由于书少,我那时读书几乎都记笔记。有一次看一本俄国小说《对马》,是写1905年日俄战争时对马海峡大海战的,由于没有读过相关的历史资料,我在读书时把双方舰队的情况及在整个海战中的活动整理出来,整理出来的资料,除我以外,没有一个人感兴趣,但是这是我的读书经过,所以我保留了很多年。1972年以后,认识了赋闲在家的剧作家陈白尘先生,他也是太平天国史专家,借给了不少有关资料给我,我前后读了两三年,大概把他家所藏的资料全都读完了。我读的时候,整理出一百多个重要人物的活动情况,记录和摘录的本子大概有两三公斤。后来我没有专门研究历史,但是那一段读书生活养成了我搜集整理资料的一些方法。我还学会了辨析问题,比如读一本书,能分辨出优劣,判断一则史料的真伪,看出一段话是从哪本书中借过来的。总之,不因为“扑在面包上”就狼吞虎咽,品出了面包的滋味,才有兴味再去寻找面包。
我之所以对同学们说这些,是因为发现有不少同学,你一劝他读书,他就叹息,没有书读呀,不知道读什么书好呀,没有时间呀,等等,反正总有不少不读书的理由。其实能否真正把书读好,主要还在自己的需要。中国人注重形式,对读书也是如此。自古以来,读书人就喜欢给自己命名出一个书斋,要准备下多少多少书,甚至还幻想“红袖添香”,相对而言,读书本身反而不重要了。我认为,一个人只要有读书的欲望,注意在读书的过程积累知识,摸索方法,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某种能力;即使起点不高,积久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风格。只知道把读书挂在嘴边,追求形式,充其量能摆个读书的功架,看起来吓人而已。当然现在可读之书要比我们那时多得多,同学们在阅读问题上不至于要走我们当年所走的那些弯路,那就更要注意阅读的效率。也有些同学过于追求读书的效果,认为读书应当立竿见影,才读了三五本书就希望作文能写好,语文考试分数上升,--持这种功利思想,把读书当成现买现卖的交易,就更不容易掌握读书的方法,难有什么实际的收获了。
所以我认为,对今天的学生而言,已经不是“扑在面包上”的时代了,要重视阅读的过程,要理智地选择阅读的内容(当然,书读得杂一点绝不是坏事),要尽可能地在阅读中培养自己辨析问题的能力。